一篇小说就能在北京买套房，王小波才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穷呢 | 房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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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波一直以“一生在抑郁中度过”的落魄文人形象示人，如“狂草一样的头发，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，夹带着一路轻尘，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”。

王小波英年早逝，与其不规律的生活方式有关系，与其边缘化的文坛地位有关，也与其大量的媒体约稿造成身体透支有关。“王小波之死”有效地激活了90年代文化空间，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“自由主义”的再想象，并成为90年代重要的文化事件。但时至今日，我们对王小波的研究，如果还停留在“王小波对抗主流文坛”的形象建构上，则未免过于简单和意气用事。以下，笔者从奖金、稿费收入和版税三方面，大体对王小波1990—1997年去世前经济状况做粗略计算。

一是获奖所得。1990年和1994年，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和《未来世界》分获台湾《联合报》中篇小说大奖，奖金共35万新台币，按当时换算汇率约等于10万人民币。即使王小波的小说发表和出版四处碰壁，1992年又辞去人大讲师职务，他的收入不稳定且精神苦闷，但绝不至食不果腹。

当时大学教师普遍待遇低，甚至有“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说法。资料显示，1992年，大学教师年平均工资仅3054元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，15个行业中排名第12位。关于王小波获奖的奖金问题，国内曾有争议，经过考证，两获《联合报》大奖，为王小波带来35万新台币奖金。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收入，也是促使王小波辞去人民大学公职的重要经济保障因素。

王小波是唯一两次荣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。1991年《黄金时代》获第13届《联合报》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。仅仅四年后，王小波凭借《未来世界》，再次得到《联合报》文学奖的青睐。与第二次获奖的水到渠成不同，《黄金时代》的获奖颇历经了一番波折，大陆文化界对《黄金时代》获奖也存在着诸多争议，如当时的奖金问题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发表的文章《王小波的艰辛的成名》认为：“按照《联合报》副刊主编陈晓林的说法，当时文学奖的奖金仅10万新台币……而且台湾联经出版社为获奖者出书，也只是附加的奖励条件，并非看重其市场价值”。而邢小群在上刊发的《<黄金时代>和王小波的生前身后》一文指出，“二十五万元是王小波两次获《联合报》奖的奖金总额”。这两种说法，均与王小波本人的说法有所出入。

为弄清这个史料谜团，笔者于2013年10月初，专门采访台湾《联合报》现任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。采访的结果表明，两文都有误记之处，《黄金时代》获《联合报》奖的奖金数额为：二十五万新台币，《未来世界》获奖时，奖金有所下降，为10万新台币，两次获奖的奖金总额是35万新台币。远高于他数年工资，相当于当时普通大学教师工作8-10年工资所得，即使考虑到90年代从1990年代到1997年的物价上涨、及工资水平上涨的因素，也依然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1992年初次获奖后，王小波用奖金在顺义买了一套房子。

二是发表文学作品及其杂文的稿费。1981王小波署名“晓波”，在《读书》发表书评《海明威的<老人与海>》，之后近十年，除1982年在《丑小鸭》发表《地久天长》，王小波未在期刊发表过文字。1989年的《唐人秘传故事》是王小波的第一本小说集，错别字连篇，定价2元，印数4000册（实际没有这么多，据王小波回忆，大约印了1000册），无稿费，属自费出版物。王小波相关回忆文章显示，该书于留美期间完成，寄回国后，一直找不到出版社，最后由在烟台做生意的二姐夫衣秀东帮忙联系，才有书商接受，前后大概花了几千元。

王小波第一本小说集《唐人秘传故事》

1992年《黄金时代》“墙外开花墙内香”，王小波打开了发表之路，由于其杂文犀利直白，当时多家知名报刊向他主动约稿，且稿费不低。笔者通过多方采访，大致了解几家刊发过王小波小说与杂文的几家媒体的稿费标准：

1.《花城》每千字40-50元。

《花城》作为九十年代南方重要文学性期刊，以平均一年一篇的频率，发表过多篇王小波的中篇小说。分别为1994年第3期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、1995年第3期《未来世界》、1996年第1期《2015》、1997年第2期《白银时代》。原《花城》编辑文能表示，当时《花城》为王小波开出千字40-50元稿费。这已是九十年代《花城》作为地方性期刊，能给出的最高开价，也是责编文能为辞职在家的小波特意争取的待遇。

2.《北京文学》每千字50元。

原《北京文学》编辑李静女士回忆，《北京文学》九十年代的稿费为40-80元不等，按作者知名与否开出不同稿费。王小波的稿费是每千字50元。（梁晓声在《中国当代作家的经济问题》中提及：“长篇《浮城》，九二年花城出版社出版，38万字，稿费标准千字40，心满意足矣。”）虽然这在九十年代已不低，但李静仍为小波不平，努力为他争取更高稿费。王小波的小说《夜里两点钟》在1997年第1期《北京文学》发表后，李静替小波到财务处领稿费，发现其他作家稿费都是600元，只有王小波是300元，原因是“王小波不是名家”。为此，李静与财务发生争执，后只能作罢。

3.《辽宁青年》每千字100元。

《辽宁青年》曾是九十年代期刊领头羊。1996年《辽宁青年》集中刊登王小波的杂文，开辟“体面与尊严”专栏，包括《居住环境与尊严》、《对待知识的态度》、《打工经历》、《像君子一样行事》等8篇。编辑佟可竟回忆，《辽宁青年》欣赏王小波的文字，由《中华读书报》编辑祝晓枫引荐，特意来京，向小波约稿：“王小波说，现成的稿子手头没有。后来他聊到，中国人的家里别看特干净，但一出门儿，到了公共空间，楼道里就脏得不行，可谁也不管。就这个话题写个东西，行吗？佟老师说当然可以。——说句不过分的话，那几年，王小波随便写什么，都有报刊抢着发表。”《辽宁青年》给出千字100元的稿费，这在当时是作家能拿到的“高薪”。佟可竟女士回忆，当时王小波交来的均为手写稿，字迹工整，可惜现已无存稿，是研究王小波史料的损失。

由此可以管窥王小波九十年代报刊杂志的影响力，虽然一些稿件刊发受阻，但王小波是颇为高产的杂文快手，在《四川文学》开辟专栏“域外杂谈”；受《东方》之邀，开社会伦理漫谈栏目；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写“晚生杂谈”系列。不论是受众广泛的主流刊物，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等，还是小众报刊，如《健康世界》、《演艺圈》、《博览群书》等，基本以每年20余篇的速度发表。

王小波生前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作品均稿费约为50元。以此标准，单列详细年度计算：

1993年，《域外杂谈》系列共七篇，总计17.7千字均发于《四川文学》，《摆脱童稚状态》发表于《读书》第1期，共3.9千字，约1100元；

1994年，《东方》开辟“社会伦理漫谈”栏目，4篇总计14.3千字；其余4篇15千字，杂文约1500元；

1995年，共发表14篇杂文45.4千字，稿费约2300元；

1996年，杂文鼎盛期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开辟“晚生杂谈”系列，共20篇总计37.4千字；其余24篇共63千字，稿费约5100元；

1997年，王小波创作勤勉，发表杂文16篇共23.5千字，稿费1200元左右。

以上约计1万1千元左右。

三是版税所得。除杂文外，王小波的小说生产也未曾停歇。

1．华夏出版社《黄金时代》，稿费9000元，1万册3%版税；2万册4%；3万册5%。

1994年7月，王小波小说集《黄金时代》在华夏出版社出版，收入5篇小说：《黄金时代》、《三十而立》、《似水流年》、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、《我的阴阳两界》。这本书标志王小波第一次在大陆文坛公开亮相。据华夏出版社编辑赵洁平回忆，“我和王小波签了一个破例的合约，前6000本一次买下，稿费按照千字30块钱，卖1万册他分3%版税，2万册4%，3万册5%，当时算出版界最优惠的条件了，虽然稿费只有9000多块。”

2.花城出版社“时代三部曲”，稿费43300元。1996年秋，花城出版社与王小波签约出版“时代三部曲”，稿费为千字50元不等。“三部曲”中《黄金时代》31万字，按千字30计算，稿费约9300元；《白银时代》17万字，千字50，稿费约8500元；《青铜时代》51万字，千字50，稿费25500元左右。花城版“时代三部曲”当时所得约43300元。

花城出版社“时代三部曲”

3、其他。1992年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《王二风流史》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《黄金年代》；与李银河合著的《他们的世界：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》，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；1995年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《未来世界》；199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《思维的乐趣》；1997年，《我的精神家园：王小波杂文自选集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，《沉默的大多数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王小波生前出版了不少小说、杂文集，版税也颇为可观。除了出版外，王小波还在张元导演的电影《东宫西宫》担任编剧，也获得了一笔编剧费。

如此算来，王小波与大众读者见面不到十年间，其经济状况尚可，仅杂文稿费已达1万1千元上下，加之港台、大陆出版的小说、杂文集和《联合报》奖金，王小波1990—1997年文学方面的收入在18—19万左右。虽然大学教师平均年工资从1991年2479元，增至1997年8739元，就业人员和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91年2340元，增至1997年6444元。仅凭工资，一个大学教师需工作40年才能获得与王小波相当的财产，更遑论普通工人。

作家“私生活”的经典化，是作家经典化必由之路。王小波身后纷乱的言说中，附加繁复的“象征符号”，是对“文化资本”的求索、信仰和争夺、利用。它们复杂地交织，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场域对“知识精英”全新“想象图景”。

首先，通过对王小波“落魄失意”形象的塑造，媒体希望铸就与主流文坛抗衡的“野地英雄”，以此夺过由主流话语掌握已久的话语中心；

其次，一些王小波生前好友和受其文字影响的读者，由于各自不同情感因素，愿意将王小波理解为郁郁不得志的“曹雪芹”形象，这实际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不得志文人“想象”的沿袭；

再次，面对王小波，思想界的自由精英、媒体、门下走狗进行了“合谋”。王小波成了“自由知识分子”最佳典范。为使王小波成为“自由主义”代言人，不惜遮蔽其他特质，单独将“自由主义思想者”无限放大。

王小波

其实，王小波本人并不讳言挣钱，甚至有时相当主动。王小波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说：“我对微机已无兴趣，因为发现写小说也能挣到钱。”在给友人陈少平的信中，他也自嘲地说：“人已过三望四，去日无多，马上着手做事已来不及，岂敢继续袖手高歌。名利亦吾所望者，愿以大脑另一半考虑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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